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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学习中走来，在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建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积极推进学习。这种与生俱来的学习基因，在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奋斗历程中一以贯之，锻造了一个具有强大学习能力、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学习型政党。

一

近代以来，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积极向西方学习。各种西方思潮在中国政治舞台和思想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分子更是积极引入各种主义学说，中国思想图景更加纷纭繁杂。马克思主义在此时亦获得广泛传播。与其他思潮一样，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停留于知识层面的传播，尚未上升为先进分子的信仰化选择。马克思主义从知识性传播到信仰化选择，还需要一定的契机。这个契机便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源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权利，因此引发学生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由此发生。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反思：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学习西方，可“先生”为什么总是欺负“学生”？于是一些先进人士开始寻求新的学习模范。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冷漠甚至背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国的热忱与友好。五四运动后不久，俄国政府发表《加拉罕宣言》，提出放弃沙皇年代从中国攫取的土地与权益，“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俄国的这种论调，如黑夜钟声，振聋发聩。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对俄国产生强烈兴趣，在报纸杂志上竞相谈论马克思主义，热情介绍俄国革命。

俄国道路和马克思主义向国人展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的救国路径，为一些正在寻求新路的知识分子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先进思想的传播加上先进分子的深入学习，使得一些人相继转向以俄为师。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很有代表性。没有人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还致力于研究各种主义。当然，毛泽东的学习研究并非书斋里的闭门造车，而是将这些学说视为改造中国的锐利武器，满腔热血地用新村主义、实验主义、联省自治等思想主张进行局部的社会改造，只是每次都成效甚微甚至归于失败。受挫后的毛泽东致信友人，慨叹这些西学虽“好听”，却不管用。恰逢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来，毛泽东开始研究俄国革命思想与道路。他盛赞“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向友人表示自己要在两三年内组织一个游俄队，透露了他学习俄国的急迫心态。出游俄国心愿未达成，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会员到处搜罗马克思主义、俄国的相关论著，如饥似渴学习后开始发文，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选择也逐渐明朗，终于认识到俄国革命道路才是真正适合中国的选择。于是“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恽代英也有相似的心路历程。恽代英最初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他坦承自己曾细心研究并信仰安那其主义多年。新村主义兴起于中国时，恽代英“很赞成将来组织新村”。当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实验在各地相继失败后，恽代英创办利群书社，经销《新青年》《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刊物，接触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恽代英终于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等改良思想，于1921年7月发起成立共存社，宣布将“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二

这些思想处于急剧转变中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求知若渴，于是继1920年初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成立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后，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上海、长沙等地相继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专以研究马克思学说为宗旨”，搜集马克思主义的书报杂志，组织会员集体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学习逐渐常态化、制度化。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例，其经常性的工作以三种形式进行：一是将研究会成员分为若干小组，各自研究某一问题后开会集体讨论。二是定期讲演，约请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著名教授学者作关于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学术报告。三是公开辩论。比如当时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以中国产业不发达为由，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便以“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为题，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辩论。参会者对此次辩论印象深刻，尤其对李大钊最后结论性的讲演评价甚高，认为李大钊讲演引发了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不久，这些人积极入会，研究会成员竟增加数十人之多，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也效法成立这样的研究会。

开展辩论体现了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特色，即在与其他主义的交锋中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主义之争，不得不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者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论战。主张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中的段落贴于墙上，并与无政府主义者公开辩论。结果蔡和森的主张占了上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动摇，此后积极学习，尤其热衷于阅读马列主义的论著。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本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目睹辩论后，开始广泛阅读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也逐渐在留法学生中销声匿迹。真理越辩越明。辩论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优于其他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使原本思想多元的知识分子最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这也使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学习带上了独特的风采，在批判性学习中明确选择，坚定信仰。

三

随着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壮大，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决定再进一步，开始筹备中国共产党。建立地方组织时，陈独秀等建党先驱对学习仍保持深刻的自觉。于是，上海地方党组织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中译文问世了；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创办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隆重邀请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担任主编；成立新青年社，出版“新青年”丛书，其中《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共产主义ABC》《劳动运动史》等影响深远，与《共产党宣言》一起造就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学习的自觉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仍然延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致力于出版新主义、新学说的论著，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人民出版社拟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丛书11种，其他9种。这种出版计划得到中央确认。是年11月，中央局发文强调，“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除了出版书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创办专门阐发马克思主义、加强全体党员学习的理论刊物，如《先驱》《向导》《新青年》《前锋》等。其中，1922年停刊再于1923年复刊并转为季刊的《新青年》，被明确定位为“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刊物”，发表批判唯心主义的文章。在与敌对思潮的辩论中，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性。这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学习的持续深入。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及自己对社会历史的体察，深刻认识到“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中共一大强调，“鉴于我们的党至今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并将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年轻共产党的主要任务。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进一步表示，中国共产党不是空想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而是要走入群众、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依赖群众进行革命，用革命理论武装群众，加强工人阶级的学习与教育，自然成为了此时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的问题。

其实，在1920年共产党地方组织成立后，就有了开展工人学习教育的尝试。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方党组织陆续开办了沪西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机器工人补习学校，长沙地方党员深入湖南劳工，山东济南早期党组织成员深入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新城兵工厂、鲁丰纱厂和电灯公司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开展各种补习活动，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与思想觉悟；各地早期党组织创办工人刊物，比如上海的《劳动者》、北平的《劳动音》、广东的《劳动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党的一大决议则对如何开展工人学习教育进行了制度性的探索与规定，强调要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决定“在一切产业部门中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致力于提高工人的觉悟；同时决定成立工会研究机构，着重于研究“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

党的一大闭幕不久，公开指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并出版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劳动周刊》教导工人走出地域、行业的狭隘，走向全国性联合与斗争。几乎同时，北京党组织创办《工人周刊》，对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鼓励工人联合行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该刊曾被誉为“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受到工人读者的欢迎和捐助。随着地方支部的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方刊物也应运而生，比如武汉《劳动周报》、长沙《劳动周刊》等，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

按照党的一大决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还尝试过形式多样的工人学习活动。比如，开办工人夜校和成立工人俱乐部，著名的有沪西工人俱乐部、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等。条件虽简陋，学习却不含糊。俱乐部组织工人学习文化知识，用革命歌谣、漫画、群众歌曲、墙报、话剧等易于接受的大众化方式启发工人觉悟；还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工人补习组织，如工人图书馆和工友读书会，增进工人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刊物的宣介与学习的推进，提高了工人的见识与觉悟，从而推动了1922—1923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高潮。

四

综观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学习活动，大致可归纳为以下特点。

第一，学习具有开放性。周恩来说：“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宜人云亦云，误认中国尚须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收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赶机会，图改良，在欧美已暴露了他的无能，我们也不必来走这条死路。”“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这段话可谓近代先进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之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孜孜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积极引入欧美思想救国救民。向西方学习受挫后，部分知识分子转向苏俄，研究学习苏俄。他们对比、实验世界上最先进的学说，最后拨云见日，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世界大势，于是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把握历史前进逻辑和时代发展潮流，用开放眼光去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这种开放的学习态度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重要品质之一。亲历建党的毛泽东秉持开放的学习态度，在他领导革命生涯中，始终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体系中考量；他宽广的开放眼光令外国友人极其佩服，斯诺曾评价毛泽东：他“对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

第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写道：“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这当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学习的一个共同目的。中共一大北京党组织报告就曾写道：“知识界的人士认为，改造社会时必定会运用他们的知识。”学习并接受知识的标准当然也是知识“改造社会”的效用。放弃其他主义，是因为这些主义并非改造中国的良方；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帮助中国实现根本的社会改造，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学习是为了改造社会，正因为有了这种自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以后的奋斗中不拘泥于书斋式学习，而是走入更广阔的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在批判中学习。在近代中国五光十色的思想图景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没有回避与其他思潮的分歧，而是在分歧中主动亮剑，力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论断与伟大价值。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同时，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这种在学习中保持科学的批判精神，也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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